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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期间，潘像许多美国科学家一样，参加了与核武器有关的研究工作。战后应在Berkley大学工作的L.Alvarez教授之约，共同在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研制一个能量为32兆电子伏的直线加速器。那时粒子物理和加速器物理还没有分家，潘对微波、核技术、加速器等还是门外汉，但是他很感兴趣，便接受了加州大学的聘任。工作几年之后，于1946年被任为助理教授。其间，潘与Melba Phillips合作编著了名为《经典电磁学》一书。此书是很成功的，出版后被译为俄文、印文、意文和日文。此后，为了研究有关大量中子的设备，他又参与了Alvarez和Lawrence主持的MTA (Material Testing Accelerator)的建造工作，这是为了补足核原料短缺时加速氘核的直线加速器。

　　他参加斯坦福直线加速器实验室工作时，我是那里的研究生，因此对当时情形有所了解。那时他初到实验室，大家不免注意观察他的作为。我记得他经常深入一线，常常拉着吊车，安排防护用的水泥块。在忙碌的工作中，有人问他实验室一个电子学仪器工作失灵的问题，潘说你只要把某个电阻阻值换一下就行了，那人试了果然马上见效。由于这种踏实的联系实际的作风，他很快就在实验室里建立了威信，受到大家的爱戴，成功地成为物理学家和加速器专家的桥梁。他到斯坦福后的优秀表现，也使他成为后来兴建SLAC的工程负责人。

　　潘对科学发展最大的贡献应该说是SLAC ( 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 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建造。这个3.2公里长的直线加速器是迄今世界上唯一的高能电子加速器。机器的最初倡议者们是1956年在潘的家里举行聚会的。将它与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关系确定为“学术联合 行政分离”。关于选址的问题，最初争议颇多，现在看来，尽管加州地震很多，但并不能说明它将影响加速器的运行。在1989年的加州地震中，3.2公里长的加速器毫未受损，震后马上能够开机，这使很多人悬着的心落了地，因为地震问题是最初有人反对SLAC的理由。SLAC建造之初，在政府的批准和科学界的讨论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支特，也有的反对，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是表态支持的。后来从科研成就和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都说明它的建造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在我国兴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展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潘起了关键的作用。首先在他第一次访华时，就向我国科学界介绍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对撞机的情况，不但直接点明这是我国发展高能实验物理应走的方向,并与高能物理研究所人员在北京饭店进行座谈，在后来我国兴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他更是以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几乎每年都来。我记得有一次因气流问题飞机迟到，等美方代表团在北京饭店安顿好之后，已是午夜。我当时提出第二天的会议推迟一小时举行，代表们可以多休息一下，但潘马上表示反对，他说：“工作是第一位的，睡觉是第二位的。”为了我国高能物理和国际限制核试事业，从1979年到2004年，已届高龄的潘前后来我国达13次之多。对我国高能事业如此热心，实是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