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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他完成于10年前的英文著作《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被译介进入中文世界，随后入选“单向街书店文学奖”2024年度作品。2025年，他的续作《压缩现代性的逻辑》出版了中文版。在这两部著作中，张庆燮持续推进着一个核心概念——“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即把西方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中。它描摹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形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在时空上被极度浓缩，前现代的传统、现代的工业化与后现代的种种流变，在短短几十年间剧烈碰撞、共存。

　　在韩国的压缩现代性下，代际的差异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扩大，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相对于所谓的老一代而言，经历了加速的“文明老化”。这种老化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他们不断地加强接触超国家和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和智慧（以及腐败和偏见），这可能让他们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改革有用的平台。历史上许多伟人和革命家的生平都证明了他们年轻时充满了这种接触。同样，每个社会都热衷于将年轻人或新一代在文明和社会经济创新和再生方面的潜力，有效地纳入其中。

　　当韩国开始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时，物质上的成就立刻转化为现代中产阶级的崛起，但其社会文化身份和目标，被明确地框定在了儒家规范和价值观中（除了其他情境或外部衍生的家庭文化）。在性别维度上，韩国过去威权主义的国家中心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日益将社会经济秩序分化为经济和社会活跃的男性，以及以家庭为导向的女性。讽刺的是，这种情况在富裕阶层中更为明显，并且在儒家思想的社会影响下得到了非常便利的辩护。

　　到了21世纪，这种儒家韩国家庭难以为继。自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两极分化和不稳定化，摧毁了中产阶级儒家思想的物质基础。家庭经常成为社会经济风险和文化尴尬的重要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儒家原则和期望在物质上的不可持续。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中，儿子的社会经济机会并不特别有利，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自由主义态度的父母同样珍视女儿。然而，超越于儒家的家庭形式尚未明确建立，因此尽管老少两代人都不会回避家庭作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模式，但组建家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谨慎的问题。

　　张庆燮：如前所述，现代韩国开启于一个小农家庭社会并具有普遍的儒家规范。至少直到1960年代中期，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之前，韩国农村的微观社会结构对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普遍意义。比如，妇女的社会地位受到父权家庭之间的联盟关系控制，大多数婚姻是由新郎新娘的父母或亲戚预先安排，并将他们与永久不可逃避的关系和责任联系在一起。韩国此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并未让农村地区的这种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绝大多数农村年轻女性选择逃离村庄，到城市探索教育、工作和婚姻，来逃避原生家庭和可能的农村夫家的父权儒家秩序。

　　但是，这种体系如果要长期保持正当，有一个棘手的条件。朴正熙政府宣扬“先增长，后分配”的口号，以劝告韩国人为发展作出牺牲和奉献。然而，他的去世伴随着（虽然不是他暗中计划的）韩国毁灭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两极分化。因此，现在你很难说服韩国人先贡献于国家发展。所以，如今的政治，无论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宣称选民以及他们所在的地方、行业和职业将首先受益，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天突然发现巨量的隐藏石油这样的宝藏。

　　在早期工业化阶段（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男性和女性都积极参与其中。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进入一个以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工资上涨，工人逐渐演变成中产。这一时期创造的新岗位更适合男性，或者说，雇主更偏向男性，男性因此变得有能力独自养家糊口。在当时，韩国在道德文化上仍处于父权制社会，男性也被期望为唯一的养家糊口者，女性则负责操持家务。如果一个女性能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并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在当时被视为令人向往的终身职业：全职家庭主妇。

　　与20世纪贫穷国家的工人相比，韩国年轻男性实际上就像是“贵族子弟”。尽管父母花了大笔钱将孩子培养到大学水平——实际上是把他们当作贵族来抚养——但现在的经济却要求他们愿意接受外籍客工那样的工作条件。韩国年轻人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一点。工厂里的历史仿佛冻结在20世纪的劳动体制中，这就是为什么要引进外籍劳工。年轻男性不愿从事低端劳动，又找不到过去那种稳定的工业工作，都排队去考医学院或法学院等专业院校。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且幸运地成为专业人士，就能逃避新自由主义工业经济的冲击。这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张庆燮：我正在写一本书，暂定名为《孤独革命》（The Lonely Revolution）。它探讨了年轻女性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主流化。因为女性从结构性的、长期的角度分析自身的处境，所以她们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关于这件事，2024年冬天，韩国首尔在反对“紧急”的时候，聚集在街头的人里大概有70%是二三十岁的女性。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当女孩在提升了自己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公民身份之后，她们想要让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公民参与到国家事务中。

　　相比之下，许多聪明的年轻男性正涌向医学院和法学院，只专注于维护自己的生活和特权。他们不抱怨社会矛盾，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加入特权阶层。而对于大多数不属于那个精英群体的年轻男性来说，发明新的智识话语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参与社会或政治，而是把时间花在个人利益的“金融化”上。他们向父母借钱去投资股票基金、加密货币或房地产。如果你晚上去酒吧，你会听到男人们大声抱怨他们的女同事，讨论体育或游戏，或者交换关于股市的信息。他们退缩到私人的经济生存策略中，而不是寻求公共的政治解决方案。

　　张庆燮：这是很有趣的现象。“烛光抗议”在韩国一直是一个政治传统，这几年蜡烛逐渐演变为LED烛光。在去年的抗议中，LED烛光进一步演变成了K-pop应援棒。这或许是很偶然的，“紧急”突如其来，人们不得不立刻聚集在一起。可能有人带了LED蜡烛，但对于其他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有这些应援棒。于是，K-pop有意无意地加入到政治抗议的内部，这也使得韩国的政治从暴力冲突转向和平的、欢乐的政治节日。而且，从紧急失败的那一刻起，整个抗议活动就有了值得庆祝的事情。所以，这种“K-pop”风格抗议所展现的情感能量与和平性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和家庭，最终吸引了整个国家参与其中。

　　这又回到性别差异。许多女性总能调动她们自己的文化资源参与政治。她们感受到了一种社会公民身份：她们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能够纠正总统的错误行为。与此同时，很多年轻男性往往感到孤立。我很担心，我并不是要指责他们。而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必须解释他们绝望的原因。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绝望。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或者一种超越当前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范式，来理解并解决他们的绝望感。

　　在韩国，情况却不同。就像应援棒进入政治抗议的现场一样，我在几本书的前言里写了，也许当下的韩流文化在分析和解读韩国社会现实方面比社会科学更有效。在我们的大学里，社会科学面对现实常常无话可说，即使是对这次“紧急”也无话可说。因为在学术界，我们仍在追求某种现代化，我们教授西方社会科学，我们当中超过70%的教职员工拥有美国博士学位。我们以为正在一点点改变，实际上在变得更糟。因为大学之间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竞争，我们必须发表（论文等），否则就会被淘汰。我们必须能用国际通用的英文发表文章、必须被西方学术标准接受，等等。

　　韩国学者往往忙于引进西方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使用艰涩的西方概念，就会显得很有智慧。他们充当的是西方知识的“进口商”或者“代言人”，而非原创思想的生产者。这就引出了社会科学中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目前大多数的社科理论都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旨在解释19和20世纪西方的现实状况。但我们在东亚的现实情况截然不同。我们经历的是压缩现代性，也即把西方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中。由于这种不同的现实，西方社会科学往往无法为我们提供有用的工具。如果你去美国读博士，回来在韩国担任教授，人们通常期望你教授在那边学到的东西，你被期望用西方理论来验证本土的现实。但这是本末倒置的，我们要做的恰恰相反：必须利用我们的现实来挑战并重构社会科学。